满天星光，没有月亮，星星很稠很密，大的小的明的暗的，闪闪眨眨，象搅乱了的芝麻、麦子、黄豆和包谷，大大小小的颗粒混杂掺合在一起，互相辉映又互相重迭。
人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一个人占着一颗星，一颗星就在天上注册着一个人。一颗星儿落了，那是天爷从他的大注册簿上把一个人抹掉了，地上的那个人也就死了。四妹子抬头瞅瞅天空，哪颗星星是她的呢？无法辨认，谁也无法帮助她确认出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来。不过，小时候听大大说过，人大了星儿也就大了亮了，人小了星儿也就小了暗了。天上那些顶大顶亮的星星，就是当今世界上那些大人物的象征，主席，总理，总统，省长们都占着一颗。庶民百姓呢？自然只能占有那些稠如牛毛缺光少亮的芝麻粒儿似的星星，四妹子究竟占有哪一颗星星无法确认，也无关紧要，总是有那么一颗吧！不亮就不亮吧！自己原本不是总统，也不是省长，怎么会指望占有一颗大而又亮的星星呢？令人心里窝气的是，老公公和婆婆在背地里咒她为扫帚星，那是一颗带着晦气的令人讨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灾星！
北岭高低起伏的曲线和南源的刀裁一样的平顶，划开了天上和人间的界线。沟坡间那些奇形怪状的峁坎沟豁，都变得模糊难辨了。川道里似乎更黑，分不清棉田和包谷地。沿着灌渠和河堤排列的杨柳林带，像一道道雄伟的城墙巍然屹立在河川里，只能辨出树梢像锯齿一样参差不齐的轮廓。青蛙在河滩的水草里吵成一片，夜愈显得静了。山坡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狐狸的难听的叫声，在山崖上引出回声，回声倒显得柔气了。
四妹子左胳膊上挎着竹条笼儿，右手甩荡着，在河川的土石大路上急匆匆跨着步子。她刚刚卖掉一笼子鸡蛋，攥下一笔款子，走起来脚下生风。她想放开喉咙，在夜风湿润的河川里亮一亮嗓子，无疑是很惬意的，又能给自己壮一壮胆子。然而她终于没有开口，要是被躲在某个旮旯里的歹徒听到了闻声赶来，反而自招麻烦。她更加有劲地迈开双脚，更加欢势地甩开右臂，急急赶路。
感谢二姑，指给她这样一条生路。
她天不明时爬起来，趁黑溜出吕家堡村子，沿着河川越来越细的土石路，一直走进去，到那些隐藏在山坡背沟里的村庄去收买鸡蛋；或者涉过小河，走过川道，爬上北岭，到老岭深处的人家去进行此类交易。愈是交通阻隔的偏远的山村，鸡蛋也就越便宜，河川里一块钱买七个八个，在那儿就可以买到十个以上了。收买下一笼子鸡蛋，在夜深人静时分赶回吕家堡，睡过一觉，就爬起来，又趁着天黑溜出村子，赶到城郊去，那儿有几家聚居着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大工厂，他们需要鲜蛋。她成全了他们家需要用鲜鸡蛋补养身子的老人和孩子，她也就赚下钱了，一天收购，一天出售，两天完成一个赚钱的周期，除去风雨天和必须到生产队出工的日子，一月里总可以完成六七个这样的周期，每一个周期可以赚下十块左右，有这样的收入实在不错了。
跑路，她不在乎，忍饥受渴，也都罢了，最大的危险是被人抓住后没收了“赃物”就会把一月辛苦的赚头全部贴赔进去了。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任何意料不及的凶兆随时都可能发生。她现在已经完全深谙此道，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收买下鸡蛋，一次又一次地出手，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达到赚钱的目的了。她不无得意。
她已经熟悉源坡和北岭上大大小小的百余个村庄，那些村庄大致的经济状态和人际关系。哪个村庄富裕，哪个村庄穷困，哪个村庄干部管得紧，哪个村庄干部闹矛盾，还有哪个村庄压根没人管，到收麦子时还扶不起一个队长来。在这方面，四妹子也许比县委书记或公社的头儿们还要善于用心，还要了解得多哩！那些干部强而又管得紧的村子是禁区，说不定一个什么积极分子一瞪眼抓住她的笼子，就全完蛋了。鸡蛋是被定为统购统销的仅次于粮棉油的二类物资哩！她小心地躲开那些村庄，而放开胆子走进那些干部不大先进或根本没有干部的村子，象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走进某一户山民居住的小院，借喝一碗水的时间，与那户的男当家或女主妇聊起家常，如果观察判断出这个家庭里没有共产党或共青团的成员，她就提出买鸡蛋的事来。一般说来，这些人是乐于把自家瓦罐里攒下的宝贝鸡蛋拣出来，装进她的笼子里的，因为她比公家收购的官价要高一些，一块钱有二至三个鸡蛋的差别。山民们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放过高价而低就的。尽管到处宣传说鸡蛋交售给公家光荣，是支援革命，支援亚非拉，直到她把这些宝贝鸡蛋“支援”给城里人的肚子以前，时时都潜伏着危险。供销社的人在车站和渡河的甬道口值班，专门检查偷贩鸡蛋的二道贩子。进入工厂家属区域，常有好事的工人或是居委会的干部出面拦截，很难说他们是为了支援亚非拉或是自己图得便宜，因为他们往往把拦截得到的鸡蛋就地分赃，按公家的价格给她付钱。她可就倒霉了，两天的工夫和往返二百余里的艰难全都白费了，真正是无代价地“支援”给那些比她生活更有保障的工人老大哥或老大姐了。
她被公社供销社的管理人员逮住过一次，从此就只走小路而避开大路了。她在工厂家属区被拦截过两次，从而更加小心翼翼了，对心怀不轨的家伙绝不揭开竹条笼上的蓝布巾子。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冲过层层封锁堵截，她愈加老练周密，愈少出现差错。因为已经赚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数目的票子，即使偶遇不测，也不会过分伤悲，全不像刚起手时被没收了鸡蛋那样难过。权当没有这一次买卖，权当这两天在生产队出工了，权当自已被小偷割了腰包，跑路受累又算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权当没跑！
至于吕家堡大队批判她的投机倒把的大会，她才不在乎哩！批判一下有什么关系？站一站戏楼怕什么？批判完了，她回家照样端起大碗吃饭，掰开馍馍蘸上油泼辣子吃得有滋有味，她兜里有钱啦！那些批判她的人，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却不能供给她买一札卫生纸的票子！她的公公气得吓得吃不下饭，却照样不给她一块零用钱。两位嫂子叽叽咕咕，蹙鼻子咧嘴讥笑她，却绝不会把她们的私房钱匀出百分之一来给于这个陕北山区来的穷妹子。她不指望他们，也不想在她们面前低声下气，她要自己去挣钱。只要不抓进监牢，批判一下算什么大事哩！脸皮算什么？就是抓进新社会的大牢，一天还要管三顿饭呢！
四妹子发觉，不仅她的公公婆婆哥哥嫂嫂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上中农的成份压在头上，有情可原），而吕家堡的男人女人似乎都很胆小，一个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极少有敢于冒犯干部的事。在陕北老家，学大寨没人出工，干部们早已不用批判这种温和而又文明的形式了，早已动起绳索和棍子，公社社长和县上的头头脑脑亲自下到村子里来，指挥村干部绑人打人，逼人上水利工地。四妹子虽然没受过，见的可多了。地处关中的吕家堡的村民，一听见要把某人推到戏楼上去批判，全都吓坏了，全都觉得脸皮难受了。似乎这儿的人特别爱面子，特别守规矩。
四妹子心里感激二姑。她跟二姑寻到了这个不错的挣钱的门路。二姑悄悄跟她谋算说，你甭太傻！你跟姑不一样，你姑夫兄弟一个，打烂补囫全是我和你跛子姑夫的家当。你家里兄弟三个。俗话说，天下的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过到头。终究是要分家的。人家老大老二都有收入，分了家不怕。你和建峰最小，没有私房，说一声分家，你连一双筷子都买不起，那时再看俩嫂子瞅你的恓惶景儿吧！你的那个公公，叫“成份”给整怯了，又摆一身臭架子，你犯不着跟他闹仗打架，免得人笑话，可也不能空着两手傻乎乎地往下混。你得给自己攒钱，以备分开家来，手头不紧，心里不慌。
二姑给她的谋划是最实际的了，比她自己所能想到的还要长远，她只不过是因为买不起一札纸一块手绢仨桃俩枣闹气罢了。她现在完全不依赖二姑的“传帮带”了，自己独立行动，进山爬岭收买，钻进工厂家属区出售鸡蛋，而不需跟着二姑，俩人目标太大，行动不便。
说来好笑！吕家堡那个大队长组织社员开她的批判会，他的老婆却偷偷来朝她借十块钱，说是二女儿坐月子，她要买四样礼物去看望。一个慷慨激昂地念着发言稿批判她的女团员，她的母亲也来朝四妹子借过十块钱，说是最小的儿子日渐消瘦，脸皮发黄，要到大医院去检查。一般来说，她不给任何人借钱，不致造成自己有很多钱的印象。但是，这俩女人来借的时候，她很爽快地借给她们了。她暗暗地怀着一种报复的恶毒心理，把钱塞到对方手中。让你们的大队长老汉和会写批判稿子的女儿想想吧！四妹子不大光彩的赚钱行为，给你们却帮上忙了！下回批判我的时光，再多用几个厉害的词儿吧！
四妹子走着，甩着胳膊，因为两头不见日头，往返一百余里，全是逃躲大路而专寻小径，她累了，远远眺见吕家堡村子里尚未熄灭的一两个亮着灯光的窗户，腿愈觉沉重了。她看见一个人对面走来，不由地停住脚，要不要躲避一下？是不是队长派了民兵来堵截？
四妹子正猜疑不定，却听见那人远远地呼叫她的名字，竟是建峰。他来干什么？来接她吗？从来没有过的举动呀！村里又要抓她吗？不管怎样，她走不动了，扑塌一下坐在路边的青草楞坎上。
建峰走过来，站在她当面，难受地说：“分分家了！”
四妹子一愣，猛地站起：“啥时候分了？”
“今黑间。”建峰说“刚刚分毕，我就出村来找你了。你看，咱俩咋办呀？”
四妹子不屑地盯了建峰一眼，很不满意他那难过的神情，对着黑天的旷野大声说：“分了好！好得很！我就盼这一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