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说：“信仰是情感的事，理性不利于信仰。在一个宗教内部，虔信者大多是一些情感强烈理性薄弱的人。理性强烈情感薄弱的人无意做信仰，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情感和理性皆强的怀疑者，他们渴望信仰而不易得，精神上最痛苦，以及情感和理性皆弱的盲从者，他们实际上并无信仰，只是随大流罢了。”
就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我似乎是这样一类人：渴望信仰而不得，当然也不易得，精神上有痛苦所以渴望信仰。可是，我仿佛是一个情感强烈而理性薄弱的人，并不像周先生说是个‘情感和理性皆强的怀疑者’。我不怀疑信仰将带给我精神上提升。比如说：我一个大男人时常会哭，别人说我多愁善感而且自己承认，会冲动而不计后果。
但，我没有成为一个‘虔信者’。
我的父母是无神论者，也很少听他们说过什么信仰，他们认真生活，不知信仰为何物，也不需要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具备成为‘虔信者’的内在因素，我依然是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有据可依了。
然而，为什么我的父母，父母的父母都是尽是没有信仰的人呢？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村人，他们为柴米油盐奔波，他们为孝敬父母操劳，他们渴望子成龙、女成凤，他们希望日子过得好一些，似乎他们不需要信仰也可以活。我们总不能去责怪他们的无知或者是狭隘吧？我们还能要求一个平民百姓什么呢？父辈不需要的，不代表后代不需要；旁边的人不需要的，不代表所有的人不需要；纵使我们现在不需要，也难保我们的子孙不需要。
信仰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可是倘若一个人有这个需要，那么信仰是非要到不可的，否则他‘精神上最痛苦’。
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人需要信仰的人数将毫无疑问地增加要求也将日益迫切。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我发现我现在就是这么‘可怜的生物之群’中的一个。我纵然情感强烈理性薄弱，我还是不能成为有信仰的人。这不能怪我。大环境如此。周围就没有可以成为信仰的东西。西方人可以信基督，有他们的上帝；印度有释迦牟尼，有他们的神；希腊人有智慧，有他们自己的神。
中国呢？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起到了宗教作用，成了中国人的信仰，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儒教。历史走到了二十世纪，青年人背负着太多沉重的责任，民族危亡“五四”时期，整个民族对“青春”的呼唤终于形成波澜壮阔时代浪潮。儒家倡导的东西后来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顺应时势，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李大钊提出：孔子生，而吾华衰。他痛陈迷信古人，崇拜孔子的危害，认为除崇拜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他提倡青年“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而以得意志民族回春，德意志帝国造于纯美青年之手为理想。”鲁迅说儒学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等等一切之人都对儒学不屑一顾，视为垃圾糟粕。终于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儒学遭受了重创，到了“文革”终于土崩瓦解了。
这样做是解救民族于水深火热，成立了新中国。这里我不想说批判儒家文化的功过是非，我只想说一套信仰系统被摧毁了，另一套就应该运运而生。
共产主义虚无得让人难以相信能够实现，最少我们不可以预知。
没了，我们什么信仰都没了。我们一下子陷入了空虚的世界。
人没了信仰，同时也就没什么东西能束缚心灵。于是，物欲横流，大部分人开始疯狂地追求物质利益，而且追求得是那样不择手段。动物的本能体现得越来越多，腐化堕落成风。谦逊、善良、宽容、节俭、助人、尊老、爱幼——人类倡导的这些美德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少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和实际。
没有了信仰的社会，衍生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病态的社会。
于是，我们拿共产主义与同样虚无的上帝做比较。我发现上帝和共产主义毫无相同之处，上帝反而与孔子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可是孔子死了。中国人的上帝被自己破坏了。
‘上帝’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恍惚之间，我竟然莫名地怀念起被人们批判的一无是处的，倡导“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儒学来；甚至我羡慕起崇拜毛主席相信共产主义的实现指日可待的那群‘红卫兵’。可是，他们，那些日子都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没有了自己的上帝，而且好像也没有重塑上帝的打算。芸芸众生在虚无里像一无头的苍蝇‘最痛苦’地乱飞。
如果我是个西方人，我想，我该信上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