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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外出时，她常常打开碗橱，从餐巾之中，拿出她扔在里面的绿缎雪茄匣。
她端详着它，打开盖子，甚至闻一闻衬里上马鞭草和烟草混合的气味。这匣子是谁的？……子爵的。说不定是情妇送给他的礼物。她在道斯特，人家子爵呢，如今在巴黎。在巴黎！巴黎是个什么样子？这名字真是如雷贯耳！她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从中获得乐趣。这名字像教堂的钟声在她耳边回荡，像火炬在她眼前放光，连她的生发油瓶子上的商标也被照亮了。
夜里，鱼贩子们赶着大车，从她的窗户底下经过时，她总惊醒过来，听着铁箍的车轮在村里的路上隆隆作响，然后出了村口，上了土道，声音很快就变小了。这时，她情不自禁想道：
“他们明天就到巴黎了！”
于是，她的心跟随他们，上坡下岭，穿越村庄，在星光下沿着大路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到了某个地方，眼前总变得模糊起来，她的想象就中断了。
她买了一张巴黎地图，经常随着在地图上移动的手指，游览京城。
她订了一份妇女报纸《花篮》，又订了一份《沙龙仙子》。什么首场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都贪婪地阅读，一字不漏。
在爱玛心目中，巴黎比海洋还大，笼罩于红霞之中，璀璨夺目。
每天早上，驿站的小伙计来刷马，穿着大木屐，进出都经过走廊，工作服破了许多洞，光脚套一双便鞋。家里只雇得起这种穿短裤的小马夫！而且活一干完，他整天就不再来。夏尔从外边回来，自己把马牵进马厩，自己卸马鞍、戴马笼头，而女用人抱来一捆干草，用尽力气扔进食槽。
爱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一个长相挺温顺的孤女，来接替娜丝塔西（娜丝塔西终于走了，走时眼泪淌得像小河似的）。她不准小姑娘戴布帽，教她和主人说话要用第三人称，端送茶水要用托盘，进房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浆衣服和伺候女主人穿衣服，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贴身使女。这位新女仆怕辞退，服服帖帖，毫无怨言。
爱玛穿着室内便袍，领口敞得很开，交叉的圆翻领之间，露出带褶衬衫，上面有三颗金纽扣；腰间系一根坠着大流苏的绦带；石榴红小拖鞋，有一簇宽带子搭在脚背上。她买了一本吸墨纸、一沓信笺、一支笔和一些信封，尽管她没有什么人要写信。她渴望去旅行或者回修道院去生活。她想死，又想住到巴黎去。
夏尔天天骑着马，四乡奔波，风雨无阻。他在农民家吃便饭，把手伸进潮乎乎的被窝，给人放血时脸上溅满温热的血，听病人的喘气声，检查病人的大小便，小心翼翼撩起病人肮脏的内衣。但是，每天傍晚回到家里，等待他的总是一炉旺火，预备好的饭菜，擦得干干净净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招人喜爱的妻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幽香。他真摸不清那香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她的皮肤熏香了她的衬衫。
爱玛总是有许多别出心裁的小花样令他着迷，不是花样翻新，给烛台做了个纸托盘，就是给裙子换了一道花边，或者给一个简单的菜，甚至女用人烧坏了的菜，取一个别致的名字，使得夏尔高高兴兴一扫而光。
夏尔身体好，气色好；他的声誉已经稳稳地确立。老乡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没有架子，见到孩子就抚摩两下，从来不进酒店，而且言行检点，堪可信任。
可是，夏尔半点雄心壮志也没有！前不久，伊沃托一位医生和他一道会诊，竟然就在病床前，当着病人家属的面，几乎弄得他下不了台。晚上他把这件事讲给爱玛听，爱玛气坏了，大骂他那个同行。夏尔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但她屈辱得气都透不过来，恨不得打他一巴掌。她去走廊里推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咬住嘴唇，低声说：
“真是没出息！真是没出息！”
还有让她更生气的：夏尔随着年龄的增长，动作越来越迟缓；吃果点的时候，拿空瓶塞子切着玩；吃过饭，用舌头舔牙齿；喝汤时，喝一口，咕噜一声；人开始发福了，面颊虚胖，本来就显小的眼睛，仿佛被挤向了太阳穴。
有时，爱玛不是帮他把线衫的红边掖到坎肩底下，就是帮他正正领带，或者手套旧了，他还想戴，被她夺过来扔到一边。
然而，在心灵深处，她时时期待着某种事变。她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在自己孤寂的生活中搜索，就像遇难的水手，遥望水雾溟的天边，寻找一叶白帆。她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样的机遇，不知道什么风能把机遇吹到她跟前，会把她带到什么岸边，也不知道是一叶扁舟还是一艘大船，它满载的是忧患还是幸福。
春天又来了，梨树开花，天气转暖，她心头感到阵阵憋闷。
刚到七月，她就扳着指头计算，还有多少个星期才到十月，暗暗希望昂戴维里耶侯爵会在沃比萨尔再举行一次舞会。可是，整个九月份过去了，既没收到信，也没有人登门拜访。
她陷入失望，无聊至极，心又变得空虚了，于是同样的日子，无尽无期地重新开始。
钢琴她也不弹了。弹它做什么？有谁听？她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在一次音乐会上，身穿短袖天鹅绒长袍，坐在一架艾拉尔钢琴前，灵巧的十指弹着象牙琴键，听众的赞叹声微风般在身边荡漾。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潜心练习！至于纸样和编织，她统统扔进了衣柜。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缝纫也令她气恼。她自言自语道：
“书嘛，我也读遍了！”
她无所事事，不是拿火钳烧得红红的，就是看窗外落雨，感到烦恼更沉重地向自己压来。她未尝不想下楼去与女用人聊聊天，可是碍着面子，又打消那念头。
爱玛最不堪忍受的，还是吃饭的时刻。楼下那间小餐厅，炉子冒烟，门吱嘎乱响，墙壁渗水，石板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在她看来，人生的悲酸，统统盛在她面前的餐盘里。肉汤的热气，会勾起她心灵深处种种令人恶心的联想。夏尔吃饭总是慢吞吞，而她呢，除了嗑几枚榛子，就是双肘支在桌子上，用餐刀尖在漆布上划道道消遣。
现在，家务事爱玛统统撒手不管了。四旬斋期间，老包法利夫人来道斯特住了几天，看到她的变化，很是诧异。再说，婆婆的意见爱玛似乎也不想再听。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壮起胆子，谈起主人应该监督仆人，让他们安分守己，爱玛一听，气哼哼白了她一眼，还伴随一声冷笑，老太太吓得再也不敢提这类话。
爱玛越来越乖戾任性。她吩咐为她做几样菜，菜做好了，连碰也不碰；今天光喝牛奶，明天喝十几杯清茶。她经常赌气不出房门，临了又嫌气闷，把所有窗户全打开，换上薄薄的衣衫。
这种不幸的处境，难道会永远继续下去，就永远摆脱不掉吗？然而，瞧瞧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哪一个她比不上！在沃比萨尔，她就看见过一些公爵夫人，体态比她臃肿，举止比她平庸。她怪上帝不公，常常头倚墙壁，独自落泪。她向往不平静的生活，向往化装晚会，向往放荡不羁的快乐，向往醉生梦死的追求——这一切都是她未曾体验而该享受的。
她的脸色日见苍白，常常感到心跳。夏尔让她服缬草根汤，洗樟脑水澡。可是，这种种努力，似乎更使她烦躁不安。
某些日子，她极度兴奋，唠唠叨叨话特别多，随后立刻陷入委顿之中，一个人待着不动，也不说话，直到自己往胳膊上洒一瓶科伦香水，才恢复过来。
由于她时时抱怨道斯特不好，夏尔心想，她的病根也许是环境的某种影响。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便开始认真考虑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夏尔到处打听，了解到新堡区有个富庶大镇，名叫永维寺。那里的医生是个流亡的波兰人，上星期去了别处。夏尔赶紧给当地的药店老板写了一封信，询问镇上有多少人口、离得最近的同行距镇子有多远、前任每年收入多少等等。得到的回答令人满意，所以他决定开春就搬家，如果爱玛的身体不见好转的话。
三月间搬离道斯特时，包法利夫人已经怀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