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拱三年夏六月朔，刘文济于乾元殿举行大朝，在公卿百官、各国使节的见证下，降御旨，赐金册，加冕旒，正式册立皇长子刘继礼为太子。
刘继礼，乃是刘文济与李皇后所生长子，生于雍熙六年，时年未满十九周岁在嫡长制的约束下，要立太子，是不可能避开他的。而刘继礼自幼端谨孝顺，素有贤名......
因此，对于帝国的贵族与官僚们来说，皇帝立太子，所立之人，他们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只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大汉又一位年轻的太子。
从很多人的目光中，都能看出一股热切，显然，新一轮的政治投机又将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帝国上下，最具投资价值的，就该是太子了，连世祖皇帝算上，大汉已经有三位太子修成正果了，在大汉帝国，成功率是一百。
对嫡长子给予之厚望，刘文济也不是装了，依常制，为其配备东宫属官及卫率，最重要的，以赵王刘昉为太子太傅。
立太子之前，刘文济着重咨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圣母萧太后，一个就是赵王叔刘昉，而对此议，二者都表示认可。理由也都出奇得一致，国家既有成制，嫡长无缺无过，当立。
为了表示支持，在刘文济请刘昉做刘继礼太傅之时，在稍微犹豫之后，终是开其尊口，同意再度出山。这已经是刘昉第二次担任太子太傅了，也是又一次全新的挑战，或许对赵王而言，扶立天子，都不如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帝国接班人困难大。
不论如何，在册立完太子之后，由安南王刘文涣薨逝带给皇帝刘文济身心上的压力也随之减轻许多，于是收拾心情，重新上阵，继续搞他的皇帝事业。
端拱三年秋，长江中游连发大水，荆湖北道沿江诸州县受灾尤其严重，灾民百万计，死伤难计。事实上，这几年，长江水患频发，不曾断绝，到端拱三年秋汛，算是集中爆发了。
这算是刘文济继位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影响深远、波及广泛、损失严重的大灾害，不管是为立功还是立德，他都得表现出皇帝怜恤百姓的担当来，做出救苦救难的姿态来。
于是，自上而下的，朝廷调集精干人员，筹集粮米衣药物资，全力投入救灾事宜中来。灾害洪流之中，方显英雄本色，这场水灾，对沿江州县的百姓而言是苦难，但对皇帝刘文济来说，却是一次整饬湖北官场的良机。
经过平康半年，包括没有怎么大整的端拱两年，帝国上下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弊病，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初在江陵府蛰伏时，刘文济虽然不问一政，不办一事，但可别真当他是去静养的，默默无闻的同时，他可把荆湖北道的政治民生看了个清清楚楚。登基之后，又有武德司那边更详细、全面的情报加以佐证，认识就更深了。
而吏治是最明显，最容易下手，但最不容易起实效的事情。但借着这次大水，刘文济直接对湖北官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自道司以下州府县镇各级衙门，长江上的，水师内的，贪污的，受贿的，救灾不力的，欺君害民的......
一大波人，在事后被追责处置，端拱皇帝第一股酷烈的风，就这么刮遍了湖北官场，让荆湖北道上下，度过了一个了难以忘怀的年度。
这场长江水灾，朝廷一共倒了两位大员，地方上是湖北布政使柴宗诲，以治下不严、预防不备、救灾不力，受到朝廷的严厉申饬，谪迁剑南，任按察使。柴宗诲年纪不小，气性也大，入川之后，于奉节驿馆上奏，请求致仕，刘文济直接准辞，把他就地再降一级，以东川参政之职致仕，把顶级勋贵的脸面给丢干净了。
柴宗诲于事后第二年就死了，病死、气死、醉死，坊间传闻各种死亡都有，总之算不得善终，到死都觉得自己冤枉，以人力岂能抗天意？
但他的抱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江陵知府冯端，以及鄂州知府薛奎，都因为在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色（一个尽心尽力，一个救助得法），得到提拔。
同是天意，有人死，有人贬，同样有人升官发财，这就是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怨天尤人，庸人之举。
还有一个因长江水害倒下的大臣，权势地位可就特殊了，财政使向敏中，以其荒谬失察、调拨无序，导致延误救灾急情。对于一向以老成持重闻名的向老相公而言，出现如此重大的谬误，显然是不正常的。
具体缘由，背后还要什么隐情，不得而知，只从结果来看，又一名宰辅大臣从端拱时期的帝国中枢除名了。向敏中也是知进退的人，受到指责之后，便主动向皇帝上奏请辞，以老迈昏聩，难堪重任。
但显然，对向老相公的品行与才德，刘文济是没有意见的，对其辞章，直接留中。后与寇准商议过后，决定就让向敏中去荆湖北道接任布政使，主持水害过后湖北官民的安抚善后工作，大汉帝国的宰臣上上下下，从世祖时期起就有先例，此事细说起来并不是太让人意外。
只不过，在向敏中外放之后，很多人蓦然回首，猛然发现，不到三年的时间，端拱元年的政治格局已经彻底走了样。
要知道，康宗朝时，为了赶走那些辅政大臣们，前前后后折腾了好些年，并且每一次都是大动干戈。而在这短短三年的端拱朝内，政治斗争同样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政事堂换了这么多人，在所有人的印象中，却好似白开水一般平淡，朝廷内外也明显日趋宁定。
很多事情都是细思极恐的，端拱皇帝与平康皇帝之间的区别，在端拱三年后半段时，已经算是广为人知了。在前两年，朝野市井间，还有就刘文济继位问题乱嚼舌根的，但在进入端拱三年后，类似的人与事已然绝迹，至少在京城是这般的。
皇城司在皇城使蔡敬的率领下，其势益猖，虽然还不到乱咬人的地步，但獠牙利齿，已经尖锐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让人不敢不忌。
就是安东国那边，收到洛阳朝局变化的消息后，都安分了许多，不管是率宾府还是辽东道东北部与安东国交界地区，混乱都减轻不少，安东商人做生意都规矩了些，各种犯罪案件发生了频率也降低了。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皇权复兴、中央朝廷日趋稳固这种宏观大局的影响之外，新任辽东道布政使曾会也功不可没。两年的时间里，由曾会主导，从吏治与商业秩序两方面对辽东道进行综合治理，而这两项都难免受安东国那边的影响。
尤其是端拱三年夏，曾会联合指挥司，对东北沿边地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治安整治，彻底教会安东国人怎么守大汉、守辽东的规矩，即便安东王刘文渊出面，都没用。即便刘文渊在安东国内再强悍，当面对曾会时，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
曾会，已然成为平康—端拱时代东北地区的风云人物，东北政坛一个话题度拉满的人物，对辽东局势的安定，对安东的压制，他有突出贡献。
虽远坐朝中，在听闻曾会在辽东的为政表现后，刘文济对他也是大加赞赏，甚至一度动了调他回京拜相的念头。最后未能成行，也是因为刘文济觉得，辽东的事情绝不是三两年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曾会这名干臣在那里替自己多看守几年。
于是，向敏中之后的财政使，刘文济再善加斟酌之后，选定了广南东道布政使张知白。这一次，他没有任由各派势力争夺，而是由自己乾纲独断，这是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但是已没人出言反对。
对张知白的任命，首先就获得了吏部尚书寇准的强烈支持，原因有三，张知白进士出身，张知白是北人，张知白资历足够。
而刘文济选张知白，则还有一层原因，君臣之间早有渊源，仔细追溯，那是二十多快三十年前，世祖皇帝最后一次南巡期间。
行营过江陵时，世祖对湖北水师及江陵官场进行了一番整饬，当时留刘文涣、刘文济俩兄弟善后处置，张知白就是辅弼的僚属。
当年，刘文济尚且年少，但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参与并经受国家事务，还是大事，那段特殊的经历，是他的成长道途间的重要痕迹，意义非凡，对当时的人与事，记忆也很深刻，自然包括当时对他帮衬甚多的张知白。
有此渊源，张知白也在快致仕的年龄，得以一举入朝，登堂拜相。正常情况下，对于一个庶族官僚而言，六十二岁还不登堂，也基本没什么机会了。
而在端拱三年腊月，帝国中枢又发生了一件大变故，堪称彻底颠覆端拱朝局的变故，尚书令向德明于政事堂治务时间突然中风。
当德高望重的向老令公被紧急送医的同时，也意味着大汉帝国的首相又要换人了。向德明的倒下，大出皇帝刘文济意外，也完全打破了他对朝局的构想与安排。
依他本意，是想再维持当下的朝廷格局一段日子的，尚书令不好当啊，一个合格的首相更是难得。显然，在刘文济的心目中，向德明这个久经考验、知进退、有大局观的军政干才，就是一个合格的首相，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帝国军政两届都能认可，这有利于帮刘文济维持朝廷的稳定。
但是意外的突然降临，就是这般让人措手不及。实际上，以这三年来朝局的剧烈变化，尤其是人事权力格局的大变局，纵然向德明没有出事，想要再维持端拱初年的状态，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
根本上，还是皇帝锋芒毕露，在实现对朝廷掌控的诸多动作下，产生的巨大冲击。只不过，很多事情，都不是刘文济能够完全掌控的。
向德明之后，谁为首相，秉政执法，这成了刘文济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朝廷上下所关切的问题，几乎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就在刘文济头疼之际，宫廷之中又起幺蛾子了，应该说慕容皇太后又不甘寂寞了。也不知慕容皇太后哪来的精力，年近七旬，丧夫、丧子、丧权，都没有把她彻底击垮，临到人生暮年，还想着折腾。
慕容太后相召，刘文济又不能不应，只能乖乖地前往慈明殿，恭顺孝敬地行礼。而慕容太后找刘文济的目的，也很明确，虽然说话拐弯抹角、旁敲侧击，但话外之意都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她是冲着尚书令之职，她希望刘文济能委任慕容德琛......
在过去的三年里，不管是为了体现“孝心”也好，还是为了安抚慕容氏这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对慕容皇太后，刘文济一直是多加忍让，对她的一些干政行为，大事顶回去，小事不予计较。
便是在朝廷的人事问题上，又起用了十几名慕容家族的人，悉为文武要职。在这个过程中，刘文济是不断退让，心中的怒气也在不断地积攒、膨胀，若非萧太后的劝告，他早就对慕容氏采取措施了。
前事不提，但如今已是端拱三年冬了，慕容太后仍不知进退，刘文济的耐心也到极限了，对于太后的诉求，他当场就顶了回去，表情平淡，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
慕容太后当时就气急，然而，更让她气愤的事还在后边。当刘文济再度以慕容氏之事问萧太后时，萧太后在沉默良久之后，让刘文济斟酌行事。
于是，刘文济果断出手了，其后不久，以前武德使、前都察使、宰臣、山阳巡抚使、漠南宣慰使王玄真病笃，不能理事，将宰臣慕容德琛外放山阳，巡抚塞上。
多么熟悉的剧情，十来年前也是这般，慕容德琛被外放湖广，十年后，同样经历又来一次。即便是皇亲国戚、当朝显贵，在帝国最顶层的权力斗争中，也只能沦为牺牲品......
于此同时，刘文济降下谕旨，把慕容太后禁足了。准确得讲，应该叫“禁政”，一应待遇齐全，可以在监视状态下出行，但是对于军国人事，再不许有任何干预。
而经过慕容太后这档子事，刘文济就像摆脱了枷锁一般，雷厉风行地把国政处置了。向德明终究没能扛过端拱三年这个冬季，于半个月后，就于温国公府中与世长辞。
之后，刘文济便正式下诏，以吏部尚书寇准为尚书令，又以京畿布政使韩承纲入堂，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拜相。韩承纲，已故世祖元从、开国将帅韩通之孙，“橐相”、河内公韩徽次子。
让寇准任尚书令，刘文济也是有所纠结了，此人刚直而强悍，确实能做事，但与朝臣处不好关系也是事实，也不是那种真正循规蹈矩的人，这一点尤其让刘文济顾虑。
但最终，还是敲定了寇准，他需要一个做事的宰相，而寇准几乎具备一切素质，同时，在向德明这个老贵之后，他也需要一个庶族出身的宰相。
韩承纲晋位宰相，也是类似的考量，需以此平衡安抚贵族官僚集团。说起韩氏家族，起家的韩通，是个不同文墨的武夫，韩家也是军事贵族，但不管是韩徽，还是这韩承纲，皆以文治见长，也算帝国军事贵族中的一朵奇葩了，父子皆拜相，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当寒冬过去，时间跨入四年春，正月朔，于乾元殿的大朝会上，皇帝刘文济致新年贺词的同时，也宣诏，改元建隆。
一同修改的，还有被重新拾掇一遍的垂拱殿，刘文济于端拱三年夏就搬了进去，这是世祖、太宗、康宗三朝的办公之所，而紫微城虽大，但最适合皇帝居住、理政、读书、养心的多动能宫室，恰是垂拱殿。
刘文济更其名为“崇政”，以承先祖之志，继太宗遗风，正式开启了他“建隆崇政”的时代，至此，大汉皇帝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天下臣民面前。
ps：建隆时期下的政事堂，宰相尊位仍为九尊：尚书令寇准、中书令、许昌王刘曜、吏部尚书韩承均、枢密使马怀遇、财政使张知白、都察使王钦若、兵部尚书郭仪、礼部尚书陈尧佐、尚书仆射张士逊，大汉帝国也在这些人的掌权下，迎来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期。